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非洲研究工作坊·第五期
“殖民主义在非洲”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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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31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举办第五期“非洲研究工作坊”。
工作坊开幕式由上海师范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伟才副教授主持，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致辞。
本期工作坊主题为“殖民主义在非洲” ，研讨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题为“殖民主义与非洲”，由苏州大学郑宪副教授主持。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舒运国教授作了题为《对非洲殖民化历史的思考》的发言。舒老师认为，应区分“殖民地历史”和“殖民化历史”这两个概念，后者的内涵更复杂，所涉及的时间也更长。非洲殖民化历史具有外部势力强制性的特点，它不是来自非洲社会的内部发展。殖民化对于非洲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破坏性，虽然它客观上可能也在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和加强非洲与世界的联系等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它导致非洲殖民地经济发展对外依赖性极强，也给独立之后的非洲国家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舒老师指出，近年来，对于殖民化与非洲经济发展、如何看待殖民化留给非洲的遗产等问题，国外学术界开展比较广泛的讨论，而我们对于殖民化历史的研究也应该进一步深入，应从不同的宗主国、不同的被殖民地区和国家、不同的领域等多方面和多层次展开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殖民主义和殖民化历史。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杭聪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殖民主义与非洲的发展困境》的发言。杭老师认为，近代西方国家殖民非洲有一定的必然性，殖民使欧洲文明的经济文明得以确立，阶级矛盾得以缓和，而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却受到阻碍。就非洲国家而言，没有经济独立的政治独立难以实现，而没有政治独立的经济发展本质上也只是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这导致非洲国家经济结构极不平衡，非洲国家的工业发展并不能真正带动经济，其经济整体上也无法满足其工业的长足发展。而在另一方面，殖民者出于自身需要，往往选择不从根本上触动非洲的旧势力，这就导致非洲国家独立之后的大量问题。此外，殖民活动还导致非洲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人才流失、工业发展滞后等问题。可以说，殖民主义给非洲发展造成了诸多的困境。刘伟才副教授作了题为《传教士的多重角色及其与殖民主义的复杂互动》的发言。刘老师认为，传教士在早期非洲探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往往把传教士直接等同于殖民主义者，但从传教士当时当地的具体活动而言，这值得商榷。传教士在非洲进行自然、人文领域的探索，他们大都没有参与或没有在主观上参与政治和武力征服，也未在当地进行剥削性质的活动。传教士在非洲主要开展了传播信仰、发展教育、传播西方物质文明与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在非洲国家与欧美的交流中发挥了桥梁性质的作用。一些传教士在非洲从事营利性经济活动或者介入政治，但这些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而，传教士始终无法与殖民主义脱离关系，他们与殖民主义在征服和避免杀戮、剥削和保障“土著”福利、“开智”和“愚民”、是服从殖民统治还是建立自己“天国”等方面有复杂的互动，这需要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张忠祥教授对第一阶段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张老师认为，舒老师论述的“殖民化历史”这一概念非常重要，殖民历史与非洲发展现状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殖民者本身也是复杂的个体，这些情况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细节、个案等方面的研究。第二阶段主题为“殖民主义与非洲的经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李智彪研究员主持。
湖南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陈晓红教授作了题为《殖民统治时期的棉花经济及其影响》的发言。陈老师围绕殖民宗主国在非洲强制种植棉花的原因、殖民地时期棉花经济在非洲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棉花种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强调在非洲的棉花种植主要是为了满足宗主国的国内经济发展需求。在强迫种植的情况下，棉花种植对非洲经济影响比较大。一方面它不利于非洲本土的纺织业发展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另一方面它也推动相关非洲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改变，并且也推动了民族主义的产生。陈老师提出，殖民化进程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在批判殖民主义的同时，要认识到它的双重性，同时还要注重探索如何改造殖民遗产，将其变作相关非洲国家发展的一种基础和优势。浙江海洋大学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陈金龙博士作了题为《殖民统治下坦噶尼喀的经济作物发展评析》的发言。陈老师的发言主要围绕坦噶尼喀殖民时期的三种经济作物——棉花、咖啡、剑麻——的种植及其对坦噶尼喀农业发展的影响展开论述。陈老师指出，殖民时期的经济作物发展总体是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它预设的一个基础是殖民地基本上没有自我变革的能力，但实际上当时物质变革是比较明显的，相关作物的引进使坦噶尼喀的农业发展更加多元。坦噶尼喀本身的自然条件是有利的，殖民当局致力于作物实验、管理提升、良种推广、农业教育和示范等，这些可以看作是坦噶尼喀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早期尝试。经济作物的发展推动了坦噶尼喀一些原先相对较封闭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公路、铁路网建设发展起来，一些地方的人口也有所增加。陈老师强调，殖民统治下坦噶尼喀的经济作物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进程，相关研究应进一步深入，相关评价则要避免简单化。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陶陶作了题为《西非法郎与法国在西非法郎区的影响力》的发言。陶陶首先介绍了西非法郎的运行原则和发展阶段，接着对埃科（Eco）改革方案进行了详细论述。陶陶从内外两个因素来分析了西非法郎改革的动因，认为法国同意改革、西共体共同货币计划、货币改革的舆论压力、西非法郎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共同推动了此次货币改革。法国同意改革则是因为维持西非法郎的政治成本上升，经济利益下降。从改革内容来看，此次改革有利于西非法郎区收回部分货币主权。但是，西非法郎区版的埃科与西共体版的埃科存在汇率上的分歧，这可能会导致埃科改革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舒运国教授对第二阶段的发言进行了点评。舒老师指出，以往我们对非洲经济的研究大多从宏观出发，三位发言人的发言从微观和个案角度出发去研究非洲经济，这是一个好的研究趋势。此外，三位发言人在如何看待殖民主义与非洲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有自己的看法，这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三阶段主题为是“殖民主义与非洲的政治”，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晓萌教授主持。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瑾副教授作了题为《非洲水历史的1850年代转向》的发言。张老师从1850年何以成为一个分界线、外国公司掌握核心发展权益、水资源调配中的成败这三个方面探讨了非洲水资源的分配、利用及其与外部权力的互动关系。张老师认为，1850年可以成为非洲水利史的分界点，这是由于探险家提供的书面材料开始成为非洲历史可追溯的“正统来源”，非洲本土已没有自主改革或反抗的可能性，非洲原有的水资源技术水准已经无力适应现代化的发展，白人商人/传教士和移民的活动最终在水权和生产关系上改变了原有的非洲历史。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李鹏涛研究员作了题为《非洲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的发言。李鹏涛研究院以英属东部和南部非洲为例，讨论了为何研究殖民地国家、非洲的殖民地国家有怎样的基本特征、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特征如何影响殖民地社会经济政策、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特征如何影响当代非洲国家治理这四个问题。李老师指出，殖民地国家使非洲很多地区在历史上首次被纳入国家形态之下，是推动非洲殖民地社会变迁的中心力量，因此有必要对殖民地国家进行研究。李老师认为，从宗主国方面来说，殖民地政府并不完全是帝国本土利益直接的、忠诚的代理人；从非洲方面来说，殖民地国家缺少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具有专制性但同时又力量有限，这使得殖民当局在非洲的社会政策出现碎片化。李老师认为，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特征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独立后非洲政治精英的政策选择空间，深刻影响着非洲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徐哲作了题为《坦桑尼亚独立初期公职人员非洲化研究（1961—1965）》的发言。徐哲博士从尼雷尔政府留任外国官员政策的背景、非洲化之争、非洲化的实施、非洲化的继续与坦噶尼喀兵变这四个方面来探讨坦桑尼亚独立初期公职人员的非洲化。徐哲指出，坦桑尼亚独立初期的非洲化存在效率与公平之争，如何既满足黑人对公平的渴望又不损害现有的生产力以保证三年政策的实施是当时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徐哲认为，非洲化的影响从彰显非洲国家独立性的角度来说是取得了成功，但非洲化过程中大量技术专家、顾问的离开对坦桑尼亚独立初期经济发展却是不利的，总体上是损害了坦桑尼亚国家的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高天宜作了题为《革命与反革命：桑给巴尔独立前的党派斗争》的发言。高天宜博士探讨了革命者如何定义、非洲民族主义与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定论”下被忽视的问题、如何理解桑给巴尔当下存在的政治问题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他分析了1957年桑给巴尔大选前各政党的特点、1961年桑给巴尔两次大选的结果以及1962—1963年桑给巴尔的政治情况，认为桑给巴尔文化是非洲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共同作用下的文化，而身份认同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会剥夺非官方群体的政治权力。基于对桑给巴尔的个案研究，高天宜就殖民主义下非洲政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国内学术界应对传统政治史问题进行再回顾，从“旁观者”视角出发，加强理性的分析，并适度考虑感情因素。舒展大使对第三阶段的发言进行了点评。舒大使结合自己在非洲的经历，指出学术界对非洲史的研究应参考多方的观点，尽可能向当时复杂的历史现象靠近，多角度、多维度地去研究和思考相关问题。第四阶段主题为“殖民主义与非洲的文化、社会”，由舒展大使主持。
孙晓萌教授作了题为《殖民主义与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文化机制嬗变》的发言。孙老师指出，英属非洲殖民地文化机制涉及殖民地的语言、文学、教育等一系列制度的制定、实施和影响，也包括非洲殖民地的反应等。孙老师围绕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的拉丁化和标准化、翻译局和文学局的建立和运行以及相关的出版、教育、文学创作赞助等具体问题，对英属非洲殖民地语言政策的演变、相关机构的建立和运行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孙老师认为，英属非洲殖民地通过使用豪萨语和斯瓦西里语等本土语言，在语言、知识和权力三者间形成了有机互动，对殖民地身份认同、阶层分化和社会文化秩序的重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孙老师指出，对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文化机制嬗变进行研究，对于理解西方在非洲殖民地实施的“文化霸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历史研究院史学理论研究所黄畅老师作了题为《约鲁巴民族意识觉醒及其文化发展》的发言。黄老师从精英阶层与独立教会的兴起、约鲁巴民族意识的觉醒、约鲁巴语教育、反殖民主义与民族身份建构四个方面展开论述。黄老师指出，19世纪70年代，在约鲁巴兰，教会的主导权和领导权掌握在欧洲传教士手中，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对话与冲突最终推动了约鲁巴兰民族启蒙意识的觉醒，伊斯兰教的平等主义等吸引了约鲁巴族牧师和基督教徒。在这种情况下，约鲁巴族基督教徒与欧洲传教士之间发生分歧。在反殖民主义与民族身份建构方面，随着讨论民族主义问题、表达民族意识的舆论越来越多，“约鲁巴人”概念在约鲁巴兰形成。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所代竹君作了题为《殖民时期赞比亚铜带城镇中的临时婚姻问题》的发言。代竹君介绍说，19世纪末，欧洲殖民者对赞比亚传统社会中婚姻关系的干预揭开了鼓励妇女“解放”的序幕，而随着铜带地区城镇化迅猛发展，大量女性涌入城镇。到了20世纪30年代，铜带城镇中的“临时婚姻”问题引起欧洲殖民者和本地男性长者的普遍忧虑。为了确保殖民统治的秩序与稳定，殖民当局先是采取将习惯法成文化和规范婚姻登记等应对措施，“二战”又开始推广女童教育等计划。与此同时，新兴的非洲精英阶层也致力于打造全新的社会规范，塑造理想化的婚姻和女性。面对这一系列的“规范”措施，铜带城镇的女性也为追求和捍卫自身利益而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应对。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李安山教授作了题为《殖民主义影响与非殖民化》的发言。李老师对“非殖民化”这一概念进行了溯源和辨析，指出“非殖民化”不仅仅是“强调殖民国家在殖民帝国瓦解过程中的活动”或者“强调西方殖民国家给以殖民地独立的主观能动性”。与“殖民体系崩溃”相比，“非殖民化”的内涵要更加丰富。狭义上的“非殖民化”主要指殖民统治终结、殖民机构解散这一历史过程，而广义上则是指从经济、历史和文化心理等方面摆脱殖民主义的遗产。就非洲国家而言，政治上的非殖民化已完成，但历史文化的非殖民化却仍任重道远，这需要社会人文科学家的长期努力。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沐涛教授对第四阶段的发言进行了点评。沐老师指出，孙晓萌教授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了殖民主义的影响；黄畅老师的约鲁巴民族意识觉醒的研究非常有意义；代竹君博士的发言主要讲西方人到来后对非洲社会婚姻的影响，这是新文化史研究比较关注的话题；李安山教授从宏观的角度来谈殖民与文化的关系，包括“非殖民化”的界定等内容，对我们从宏观角度理解相关问题很有帮助。李老师首先用四句诗对本次工作坊进行了总结：参会老中青，壮志达凌云。议题广且细，探讨入深情。随后，李老师又对各发言进行了点评，理出了这些发言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并从这些问题出发提出了中国非洲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需要注意的问题。